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不但開創紀傳體先河，對後世史學產生莫大影響，還因其善於敘事、長於描寫而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史記》當中被人視為最精彩之篇章當屬〈項羽本紀〉，清人鄭板橋盛讚曰：「《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為最。」〈項羽本紀〉（下稱〈項紀〉）之所以為人稱道，固然少不了項羽曾創下豐功偉業的原因，但關鍵在於史遷能「以神勇之筆」，將這位千古無二的霸王的意氣風發和悲情色彩盡數呈現於世人眼前。
史遷記取項羽生平事跡，並非有事必錄，而是選擇既能反映歷史變幻，又能突出人物性格的事件來寫。在他的細意剪裁下，〈項紀〉主要記述了鉅鹿之戰、鴻門宴和垓下之圍三件事——西楚霸王的崛起、衰落與失敗盡在其中。
〈項紀〉開首記少時的項羽，旨在表現其性格、天資和大志，為其後來的輝煌成就與悲慘下場奠下基調。項羽雖才氣過人，但為人浮躁、自滿，書、劍、兵法無一竟學。當項梁因項羽書、劍皆學不成而怒責他時，項羽回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後來秦始皇出游會稽，項羽見到始皇後誓言：「彼可取而代也。」短短兩段對話，項王志在天下的野心已見端倪。
鉅鹿之戰被視為項羽最得意的一場戰役，也是史遷最得意之文。項羽在內憂外患的危急關頭下斬殺當時身為上將軍的宋義，奪得楚軍的指揮權，最後更因其出色的軍事才能而大破秦軍，被擁戴為諸侯上將軍。史遷之所以記鉅鹿之戰，一則因為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項羽透過此役成功為自己將來的霸業打下基礎），二則因為項羽在這場軍事行動展現了他體恤士卒的仁心、對戰爭形勢的敏感、以下犯上的果敢及劍走偏鋒的戰略部署。
項羽在戰場上勇武有餘，在政治鬥爭中卻拙於應變，謀略不足。在揭開楚漢相爭序幕的鴻門宴上，項羽面對野心勃勃的劉邦，並無接受范增的暗示，除掉隱患；及後樊噲闖帳，直斥其非，項羽也沒有殺掉他們，讓劉邦得以順利逃跑。即使對方極有可能心懷不軌，重情重義、行事磊落的項羽仍不願暗算前來謝罪的戰友。但正因如此，始終對項羽忠心耿耿的范增的用心良苦被辜負，怒其不爭，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他的氣言宣告了這場明爭暗鬥中劉勝項敗的事實，更預示了楚漢相爭的結局。
三十一歲的項羽最終在垓下之圍迎來了自己的敗亡。他流著淚與心愛的虞姬訣別，逃亡的路上因田夫故意指錯道路而被漢兵追上，在迫不得已與之一戰的情況下仍能殺退追兵，卻在將要順利逃走之際拒渡烏江，自刎前還將陪伴自己征戰多年的戰馬和自己的首級贈予烏江亭長和故人馬童。項羽的柔情、不得民心、不服輸、驍勇善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慨、「天之亡我」的無奈與豪邁被史遷刻劃得淋漓盡致，蓋世英雄走向末路的悲壯直教人扼腕歎息。清郭嵩燾於《史記札記》評曰：「巨鹿、鴻門、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項羽本紀〉中聚精會神、極得意文字。」此言甚是。
史遷寫項羽，不止從理性的史家角度出發。就情感方面而言，司馬遷頗欣賞項羽為人，且為他的敗亡與身死深為痛惜，是以記敘劉成項敗之時，既寫項羽的勇猛與磊落，又記劉邦的怯懦和自私。兩人對峙，項王擄走劉邦父親，劉邦不僅不為所動，更謂「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羽卻光明磊落地提出「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同樣面對追兵，劉邦為了自己能夠逃脫楚騎的追殺，可將親生骨肉推下馬車三次，項羽卻沒有為了爭取逃亡時間而拋棄屬下，反而身先士卒，帶領二十多人突破重圍。史遷筆下的項羽殘暴卻率真、剛猛卻不失柔情，劉邦則是偽善、陰狠之徒。
史遷對項羽深表惋惜，又將自己的身世之感寄託於〈項紀〉上。明鍾惺云：「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漢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或許史遷寫此紀時，的確渴望有人如項羽般重情重義，救他於患難之際；同時痛恨如劉邦般沽名釣譽、冷酷自私之人。
〈項羽本紀〉不以成敗論英雄，如實記錄項羽的帝王之業，並痛惜項羽如流星般輝煌，卻迅速墜落的一生。史遷「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可以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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